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zhí)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革”發(fā)生了。山東煤礦學院在這場內亂中同樣損失慘重。學生“停課鬧革命”，干部教師遭到批斗，招生終止，正常教科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學校亦被迫幾易其地，辦學難以為繼。但同樣不應忘記的是，廣大干部、教師在逆境中頂著被“斗、批、改”的壓力，做了許多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yǎng)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內亂造成的損失。

一、“文革”的爆發(fā)與“奪權”

(一)“文革”在山東煤礦學院的發(fā)起

“文革”剛開始時，山東煤礦學院很快也出現了一批大字報，掀起揭“黑幫”，挖“黑線”，橫掃“牛鬼蛇神”，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專家”的浪潮。在批判運動的沖擊下，學校開始“停課鬧革命”。6月27日，省委工作組進駐學校，以“先破后立”的名義，提出要揭發(fā)“礦院紅旗”，于是，黨委和行政機構陷入癱瘓，兩派斗爭形成。隨后學校秩序混亂，大規(guī)模游街、批斗、剃花頭、掛黑牌，使大批干部、教師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摧殘。7月，學校召開所謂“黨委擴大會議”，揭黨委蓋子，批判原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子光，給他安上“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等罪名。

隨著派系斗爭加劇，大量干部、教師受到沖擊，8月初省委工作組撤離學校，但兩派斗爭并沒有得到消解。學校師生干部兩派相互揭發(fā)，相互斗爭，造成群眾間的隔閡和不團結。此時的批判已經變成毫無原則的揭發(fā)揪斗，一批干部和教師被戴上“牛鬼蛇神”“特務”“叛徒”“走資派”“黑幫黑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游街示眾，關進“牛棚”，進行勞改和批斗。批判很快升級為武斗，在學校局勢失控的情況下，學校出現了打、砸、搶的事件，不少人被抄家，財產受到損失，如沖擊國棉三廠、國棉四廠、濟南市向陽區(qū)(即天橋區(qū))、山東大學等。還發(fā)生了校內搶廣播站事件，導致省公安廳錯誤地抓人，造成上百人的絕食抗議事件。1966年底至1967年初，學校的局勢已經陷于失控。

(二)“奪權”與院革委會成立

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紅衛(wèi)兵運動迅猛發(fā)展，很快演變?yōu)槿珖摹皧Z權”風暴，并且蔓延至高等教育界。1967年1月24日，山東煤礦學院的“造反派”起而響應，奪取學校的黨政權力。4月3日，“山東煤礦學院革命委員會”成立。校革委會共有委員17名，其中干部4名，教師3名，學生10名；由9名委員組成常委，負責人是張圣仁(學生)、于香球(學生)、笑散。校革委會集黨政權力于一身，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成為“文革”時期的主要領導機構。1968年9月，一支由棗莊礦務局派出的工人和濟南軍區(qū)工程兵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山東煤礦學院，領導學校的“斗、批、改”。工宣隊的隊員實行輪換制，濟南第二機床廠和肥城礦務局又先后派工人進駐。由于學校正常組織領導機構已遭到破壞，使得這些措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制止局勢惡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1968年12月，學校的教職工到棗莊礦下井勞動，接受再教育。直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召開后，教職工才回到學校，結束了這一段不平常的日子。

此后，隨著形勢的變化，校革委會的組成有所變更。1970年3月20日，黨中央關于解決山東問題的“批示”“十條”下達后，學校報請“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并獲批準?！吧綎|煤礦學院革命委員會”由31名委員組成，其中軍代表2名，干部代表14名，教師代表3名，工人代表3名，學生代表9名；并由12名委員組成常委，韋美村(軍代表)為主任，劉子光為第一副主任，晁涌光、陳維棠、張圣仁為副主任。后增補齊印生(軍代表)為主任，李向平為第一副主任，呂德甫為副主任。這時的“革委會”作為特殊時期的學校領導機構，雖然與常態(tài)還相去甚遠，但由于干部與教師代表已占一定比例，所以在學校管理中也發(fā)揮了一定作用。

(三)“老五屆”學生的畢業(yè)離校

由于“文革”的爆發(fā)和學生停課鬧革命，使得幾屆學生未能按時完成學業(yè)。1961級在校7年，1962級在校6年，1961級、1962級、1963級三屆學生在1968年同時畢業(yè)。1964級、1965級分別于1969年、1970年畢業(yè)。至此，“老五屆”學生全部畢業(yè)離校。

二、“一打三反”與整黨建黨

1970年1月30日，黨中央發(fā)出《關于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又發(fā)出《關于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關于反對鋪張浪費的指示》，“一打三反”隨即在全國展開。山東煤礦學院的“一打三反”運動進行了5個月，在這場運動中，出現了大批檢舉和揭發(fā)的材料。有的人被指責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有的人被批判為“潛伏特務分子”“反動黨團骨干分子”等。運動期間，校園里出現了眾多大字報、小字報，一部分教職工和學生再次受到清查、批判和迫害，給學校的各項工作造成沖擊。此后，“一打三反”逐漸融入整黨建黨運動當中。

1969年4月，黨的九大政治報告第六部分以大篇幅論述和部署了“黨的整頓和建設”工作，整黨建黨是“斗、批、改”階段一項重要的任務，在駐校工宣隊和軍宣隊臨時黨委的直接領導下，校革委會建立了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根據省革委指示精神，從1970年8月起，山東煤礦學院轉入整黨建黨時期。這次整黨建黨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提出的“50字建黨綱領”：“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zhàn)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睂W校的整黨建黨從8月開始到年底結束，主要內容為實施“大動員、大學習、大批判”，放手發(fā)動群眾，實行開門整黨。在此期間，黨員進行自我檢查，斗私批修，人人過關。最后，98%的黨員恢復了組織生活，全院建立了30個黨支部，32個團支部，吸收了18名新黨員和77名新團員，同時恢復了團組織生活，建立了黨員小組會、支部大會、支部委員會和黨課教育的“三會一課”制度。

1970年廬山會議后，黨內掀起對陳伯達的批判，新一輪的整風運動隨之展開。根據相關指示精神，自1970年12月開始，學校在抓緊“斗、批、改”的基礎上，先后進行了七次批修整風。年底，為迎接校黨代會的召開，總結核心小組成立以來的工作，學校進行了第一次開門整風。1971年2月中下旬，以“反驕破滿”為重點，召開核心小組擴大會議，進行了第二次開門整風。8月，遵照毛澤東“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的指示，學校舉辦了四期黨員干部“批陳整風”學習班，重點揭發(fā)和批判陳伯達的反黨罪行。

三、恢復招生與科研生產的進行

(一)“文革”前期教學科研工作的停滯

“文革”時期的種種混亂，使得學校的正常教學科研工作全面陷于停滯。軍代表和工宣隊進駐學校，占據主要領導權，大搞各種運動。在“斗、批、改”狂潮中，學校的教師隊伍遭到嚴重打擊，特別是一些經驗豐富、在各自領域耕耘多年、有突出成就和突出貢獻的老教授和老教師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專家”“反動教授”等帽子，遭到大肆批判，有一些人甚至遭到人身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中青年教師也不能幸免，一些中青年專業(yè)技術人員和黨政干部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修正主義苗子，不僅無法進行正常工作，還需要不斷進行再教育。部分教師一邊受到批斗，一邊還要下井、勞動，直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后情況才有所好轉。師生“停課鬧革命”，全身心地投入到運動之中，在這樣的形勢下，正常的教學科研工作自然無法進行。隨著學生大串聯的開始，學校的秩序徹底陷于失控，經過努力建立起來的各項規(guī)章制度被廢除，甚至自1966年起停止按計劃招生(包括函授教育)，連續(xù)五年沒有開展招生工作。此外，在“文革”發(fā)起之前，在對本校學生的培養(yǎng)教育之外，山東煤礦學院已開始著手進行留學生培養(yǎng)工作。1966年，有20名留學生從越南來到濟南進行學習，這是學校歷史上第一批外國留學生，但入學僅僅一個月，在還未開始正常學習的情況下就被迫回國。教學科研工作的全面停滯，無論是對學校各項工作的有序進行，還是對學校的對外交流，都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嚴重影響。

(二)推薦選拔招收工農兵學員

隨著局勢略為穩(wěn)定，高等教育的相關問題又被提上前臺。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把高等學校歷來實行的統(tǒng)一考試、擇優(yōu)錄取的招生辦法，改為“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學制縮短為二至三年，課程設置為：“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yè)務課；以備戰(zhàn)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文、理、工各科都要參加生產勞動?！边@就是“文革”時期極為特殊的工農兵學員教育。確定了這一方略后，全國高校的招生工作逐漸開始恢復。1970年10月，山東煤礦學院制訂了關于1971年春季招生的計劃，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第一批計劃招收355人。1971年3月10日，經過幾個月的緊張準備，按照“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辦法，學校首批360名工農兵學員入校。當時由于學校的地質教師們已從事煤礦地質教學多年，并有創(chuàng)辦過“煤炭地質勘探與測量”專業(yè)的歷史，積累了一定開辦專業(yè)的經驗，對煤礦地質與煤田勘探比較熟悉，于是決定先創(chuàng)辦礦井地質專業(yè)，第一屆學制為二年，其后又設采煤、礦山機電、礦井建設專業(yè)，學制皆為三年。工農兵學員入學后，參照軍事編制，改系為大隊，配有大隊長、副大隊長和教導員、副教導員，教學班改為連或排(1972年以后恢復系的教學組織)。學員畢業(yè)后“一般返回原單位、原地區(qū)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國家統(tǒng)一分配。解放軍回原選送單位，國家職工原則上回原單位工作，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和原在集體所有制企事業(yè)單位工作的由省統(tǒng)一分配”。1971年6月19日，國務院又發(fā)出《關于大專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的招生問題，由各省、市、自治區(qū)按照本地和高校的實際情況，根據需要和可能，酌情予以處理。為保障工農兵學員的學習，學校要求在學生進校前，應當制定適應工農兵學員的教學大綱并編訂相應的教材。在肥城期間，采煤大隊招了4個班。由于住宿條件有限，其中兩個班作為教學點，直接住到了肥城礦務局大封煤礦和陶陽煤礦。教學點有采煤老師、外語老師、測量老師、井礦老師，大家住在一個舊倉庫里，生活艱苦，但師生們從沒有過怨言。因為礦上教學要與生產、設計施工相結合，所以師生也向礦上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學習他們的生產技術和經驗，這對于師生們而言也算是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

雖然這些工農兵學員沒有經過統(tǒng)一考試，文化水平也參差不齊，甚至有的基礎知識相當薄弱，但大多數學員十分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充分利用在校時間多學一些知識。加之山東煤礦學院的廣大教師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依舊認真?zhèn)湔n、講課，從最基本的文化知識入手，精心施教，因材施教，因此，絕大多數工農兵學員經過三年的學習，在學業(yè)上還是獲得了進步。

四、下放辦學的磨難與學校的重新組建

就在學校各項工作陷于停滯之時，政策的調整再一次給山東煤礦學院帶來嚴重沖擊。1969年10月，林彪借口“加強戰(zhàn)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發(fā)出所謂“第一號令”后，高等學校的大部分干部、教師被剝奪了教學、科研的權利，在走“五七道路”和“進行戰(zhàn)備疏散”的名義下，被迫到“五七”干?；蛳锣l(xiāng)下廠，參加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工人的“再教育”。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發(fā)《關于高等學校下放問題的通知》，指示為認真搞好“斗、批、改”，加強對中央各部門所屬高等院校“文革”和教育革命的領導，決定國務院各部門所屬的高等院校，凡設在外地或遷往外地的，交由當地省、市、自治區(qū)領導；與廠礦結合辦校的，交由廠礦領導。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給所在省、市、自治區(qū)領導。此后不久，煤炭工業(yè)部又發(fā)出《關于將煤炭部所屬高等學校交給所在省革命委員會領導的聯合通知》，根據這一通知，學校的管理歸屬發(fā)生了變化，由原本的煤炭工業(yè)部直接所屬改為歸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所領導。隨后，學校根據指示開始了艱苦的輾轉搬遷過程。

(一)一遷肥城

此時大學調整搬遷的一個主要方向是把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的部分大學搬遷到三線、文化落后的地區(qū)、靠近生產基地的地方。1970年9月，正值學校開展整黨建黨工作之際，軍宣隊負責人齊印生向全校教職工宣布了前往肥城整黨建黨的決定。10月4日，全校教職工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倉促收拾了簡單的個人行李，踏上了前往肥城的道路。肥城位于山東省中部，礦產資源豐富，特別在當時，煤炭是當地的優(yōu)勢礦產，符合煤礦學院的教學與實踐宗旨。但肥城并沒有可供學校安置的相應基礎設施，教職工來到肥城后，被安排在楊莊礦三號井、32工程處和曹莊礦等地不到2600平方米的房子里，繼續(xù)開展整黨建黨。但在運動告一段落，大家原以為可以返回濟南的時候，校領導才正式傳達了省革委關于遷校肥城的決定，這使得眾多教職工大為吃驚。

在當時的動蕩局勢中，省革委雖然發(fā)出了遷校肥城的決定，但相應安置和建設工作完全沒有準備，既沒有解決地皮問題，也沒有具體安排應當如何搬遷，使得整個學校陷入混亂之中。冬天即將來臨，500多名教職工擠在楊莊礦三號井一棟不到1000平方米的二層樓房和一個倉庫中，且物資匱乏，無法過冬。有的老師還被安排在此前長期無人居住的工棚里，對外的道路狹窄，車輛無法通行。在這樣的境況之下，11月底，為貫徹省革委關于山東煤礦學院既不能回濟南過冬，還要準備招生的指示，校領導又要求教職工暫時回到濟南，召開全體大會，準備再次搬遷。

(二)再遷兗州

經過短暫的商議并報有關部門批準，山東煤礦學院決定采煤系留在肥城楊莊礦三號井，校機關和其他系遷往魯西南地區(qū)的重要煤產地兗州。兗州煤礦是山東省最大的煤礦之一，同樣符合煤礦學院的辦學宗旨，因此經省煤炭工業(yè)管理局等有關單位同意，學校決定遷往兗州，并借用了位于兗州縣涼水井村的123勘探隊的7000平方米臨時工棚作為校舍。然而兗州的條件相較肥城并沒有變好，這些工棚大都較為簡陋，且13年無人居住，年久失修，無法直接使用。兗州雖然煤礦資源豐富，但學校選擇的這片校舍離礦區(qū)較遠，附近既無礦山，又無工廠，只有一座麻風病醫(yī)院，并不適合作為校址，因此學校只得選擇再次搬遷。

(三)三遷泰安

由于遷校肥城和兗州都不可行，且分散教學滿足不了繼續(xù)招生的需要，也影響教學質量的提高，因此領導層擬將學校遷回濟南。但由于校舍被占用等原因，在當時的情況下已經無法將整個學校遷回濟南。因此省革委教育部門與省煤炭工業(yè)管理局、學校領導協(xié)商，報省革委批準，決定將山東煤礦學院遷往同樣具有礦產資源的山東中部城市泰安，將各個分散的辦學點合并。除肥城的采煤大隊因泰安校舍暫時不足無法滿足招生需要而暫回濟南外，1971年11月學校本部遷往泰安，與泰安煤礦學校組建山東礦業(yè)學院。

總之，在十年內亂初期，學校的各級黨政組織相繼受到沖擊，整個學校的教學科研工作陷于混亂和停頓，學校長達五年沒有招生，很多干部和教師遭到批判。特別是學校多次的往返搬遷，分散設點，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浪費，這一時期是學校遭受“文革”沖擊和下放辦學雙重磨難的時期。但山東煤礦學院廣大教職工從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和教育工作的客觀規(guī)律出發(fā)，對種種倒行逆施現象進行了多方面抵制，并做了大量實際工作，等待著高等教育新曙光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