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全面加強思想政治教育，1964年，學校開展了“學毛著，踐行動”活動。1966年，學校又在圖書館舉辦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展覽，在全校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顒又?，黨委要求學生工作干部和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三同”。

同吃，就是和學生一起吃食堂。團總支書記、政治輔導員每月交一次伙食費，早、中、晚三頓飯都和學生在一起。吃飯時10人圍一桌，值日生端一大盆菜，分成10碗，每人一碗。老師和學生吃一樣的飯菜，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同吃同樂，談天說地，其樂融融。這很好地縮短了老師和學生之間的距離，加強了師生聯(lián)系，密切了師生關系。

同住，就是插到班級和學生一起住宿舍。每個學生宿舍4張床，都是上下鋪，一共8個床位，一般住7名學生，空出一個床位用來存放行李。也有的宿舍只住6人，同住就找這種6人的宿舍，因為有閑床，不會影響學生的正常生活。

“三同”對于我們年輕輔導員來說，就像是大學生活的延續(xù)。我們那時都是單身，生活上沒有什么壓力，雖然工作很忙很累，但大家的積極性都很高。我在學生宿舍住了差不多一個學期。團總支副書記李春曉同志、高鳳翹同志都結婚成家了，但他們的愛人在農村老家，所以和我們一樣，過著單身一樣的生活。他們都兼任三四個班的政治輔導員，也和年輕輔導員一起與學生同吃、同住。

在“三同”活動中，最值得我們佩服的是領導干部。他們日常工作非常繁忙，還上有老下有小，拖家?guī)Э?，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顧家庭，“三同”的難度非常大。但他們努力克服困難，以身作則，以上率下，帶頭“三同”。

張桂芝同志當時擔任機電系黨總支書記，是院長兼黨委書記劉子光同志的愛人，那時她已經40多歲，孩子還小，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部由她來管。她很要強，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每天上班都是早來晚走。盡管工作繁忙，她依然經常深入到師生中間，參加教研室老師的政治學習、教學工作會議，檢查學生的早操、晚自習情況，學院組織的每周一次的義務勞動，她都積極參加。每天辦公室的衛(wèi)生，都是親自動手打掃。不僅如此，她還積極參加“三同”活動，像我們一樣和學生同住、同吃、同勞動。作為領導干部，她給大家?guī)Я藗€好頭，做出了榜樣。

由于經常深入基層，張桂芝書記對輔導員和學生工作非常熟悉。不管是對輔導員還是對學生，她既有一絲不茍的嚴格，又有冬日暖陽般的慈愛。

記得1965年夏天的一個中午，幾個輔導員加班研究工作，研究完工作才一點多鐘，離上班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幾個輔導員就約著去打籃球。球場邊是男生宿舍。打球嘛，難免大喊大叫，自然會影響到學生午休。這一場景被提前上班的張桂芝書記碰上了。她把幾個輔導員中的負責同志叫到辦公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當然，張桂芝書記對待大家也不只是嚴厲，更有熱心的一面。她工作非常細致，對每個輔導員的情況都十分清楚，對大家的生活也十分關心。團總支副書記李春曉同志結婚后，愛人一直在農村老家，有一次愛人來校探親，張桂芝書記知道后，主動聯(lián)系后勤部門，在家屬宿舍找了一間房讓他們夫妻團聚。我母親來濟南看病，她也幫忙在家屬宿舍安排了一間小房，暫住了一個月。張書記的關心，令大家深受感動。

“三同”工作堅持得比較好的還要說時任機電系黨總支副書記兼團總支書記張荷英老師。她那時不到30歲，有一年愛人要下鄉(xiāng)參加省委組織的“四清”工作隊，至少一年的時間不在家，孩子才三四歲，沒人照看。她就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全天托管，自己則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了學生身上。有時候無暇顧及孩子，就把孩子交代給別的老師暫時看管。即使是星期天，張老師也不休息，堅持到女生宿舍檢查衛(wèi)生，并且還幫著學生打掃衛(wèi)生。這樣一來，學生的積極性就高了。她工作起來沒有節(jié)假日，沒有星期天，把時間全部投入到工作中，把身心都用在了學生身上，這種舍小家顧大家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我們每一個人。

通過“三同”，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了加強，為中心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學校的發(fā)展中，搬遷、合并一度成為工作的重點，這為學校發(fā)展提供了機遇，但也給辦學帶來了困難。人員來自多個學校，如何讓大家團結起來，形成工作合力，成了學校黨委急需解決的問題。正是有了“三同”的工作經驗，全校的政工人員一直保持著昂揚的精神面貌，工作比著干，積極性空前高漲。

我一直對那段歲月念念不忘。我和很多同事一直認為，科大有好的政治工作傳統(tǒng)，干部有好的工作作風，與當年打下的良好基礎是密不可分的，我們也衷心希望科大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永葆革命的青春。

選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講述：李培俊 整理：許志偉）